周邦彥的清真詞依然以傳統的應歌代言之情為主，絕大多數的詞中人並不能被確認為周邦彥自己，但在總體上還是相較柳詞有着抒情主體自我化的演進，故其具體表現需要從文本內部當中尋找。清真相思戀情詞中的男性抒情主體出現了自覺衰老的變化，並因此對未來重聚不抱希望。清真送別詞裏的行人多設想此地在自己走後的空寂，送行人則多會鋪敘自己送行歸來之所見。這兩個文本現象共同表現出清真詞的男性抒情主體對於自我關注度的提升，有力地促成了其詞抒情主體的自我化。此外，許多題材高度傳統的清真詞僅因其間零星穿插的時地細節便可獲得自抒己志的闡釋可能，尤以清真詠夏詞最為顯著突出。清真詞的這些抒情主體自我化表現基本上都能在東坡詞裏找到先例或共通，反映出該特徵是周邦彥主動融合柳詞傳統與東坡詞新變的產物。

《小重山》是唐宋時較為流行的詞調，其調源於唐教坊曲《感皇恩》，經韋莊創制改名為《小重山》，後張先意在復古，重拾《感皇恩》舊名，其間有著題旨和宮調的轉移軌跡。《小重山》正體乃三五七言律句的錯綜組合，是對早期以五七言句式為主的詞調的繼承和拓展。《小重山》詞調的題材經歷了初盛唐的「頌德」，到晚唐五代之「宮怨」，再到兩宋漸次展開、逐漸豐富的發展歷程。對《小重山》詞調的梳理考查，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從中可以管窺諸多唐宋詞調大致相同的發展歷程和演進軌跡。

辛棄疾是「宋代第一詞人」，歷來為論者所重。二十世紀以來學界普遍認為，南宋朝廷苟安於和議，歸宋之後的辛棄疾因主戰而受到「投降派」的排擠、打擊，遂致其仕途坎坷。茲以辛棄疾淳熙八年（一一八一）罷官為中心，以南宋道學、非道學黨爭為視角，對此問題進行重新考辯，得出結論：淳熙八年歲杪，辛棄疾被「道學之黨」的王藺彈劾罷官，因為辛棄疾屬於「非道學之黨」，而「道學之黨」並非「投降派」，進而辛棄疾被「投降派」排擠的觀點應予以否定。由此，辛棄疾生平可以得到進一步厘清，稼軒詞也將獲得一個新的解讀視角。

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通過考察明人選明詞，尤其是通過晚明時期錢允治《類編箋釋國朝詩餘》、沈際飛《草堂詩餘新集》和卓人月《古今詞統》等，判斷明人認定的明詞名家為明初劉基、明中期楊慎和稍後的王世貞。第二部分考慮到晚明諸詞選問世在崇禎十年之前，那時陳子龍等明季詞家尚未能進入選家視野，故以清人選明詞作為補充與延伸。通過考察《蘭皋明詞彙選》、《歷代詩餘》和《明詞綜》等七部清人選本，認為陳子龍既是明詞殿軍與清詞開山，同時也是明詞史上最有影響的詞人，故在明人認定「三家」基礎上加上陳子龍而成「明詞四家」。第三部分基於明清兩代詞選之統計作進一步分析，認為劉、楊、王、陳在明詞史上各自處於特定的歷史方位，且各具有獨特的範式意義，因此具有不可或缺不可取代的歷史地位。

《宋詞三百首》的編選工作與《鶩音集》的編訂同時展開，至遲應在一九一八年農曆八月《鶩音集》正式刊行之前啟動。該書歷經六年多時間完成初編工作，並於一九二四年農曆五、六月間由南京姜文卿刻書處初刻刊行。一九四一年九月，龍榆生在南京修補舊版重刻《宋詞三百首》，重印了幾十冊，分為大冊和小冊兩種開本，委託《同聲月刊》社代售。一九四四年，成都薛崇禮堂又重新校刻《宋詞三百首》，由薛志澤負責初校，雷覆園、白敦仁擔任覆校。這是民國時期《宋詞三百首》的三次重要刊行。

清代詞學中的「退蘇」一說雖然由周濟提出，但可以上溯至康熙中葉的蘇詞「傷才」批評，《詞潔》即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中葉詞壇的特殊處境。隨着清初一代名家下世，此期詞壇面臨着創作活力衰退的瓶頸，促成了詞學的革新。一方面，詞家開始反思浙派獨崇南宋的偏弊，將包括蘇軾詞在內的北宋詞納入了理論批評視野中。這是蘇軾詞「傷才」批評出現的原因，也推動了宋詞在清代的進一步經典化。另一方面，以《詞潔》為代表的康熙中葉詞論提出了「情興」、「寄託」之說，嘗試在宋詞典範之下建構清詞的主體性。這一過程中，清人對南、北宋詞的評價趨於平實、深入，追法北宋也成為了康熙中葉詞學通向百年之後常州詞派的潛在理論路徑。

張元幹《蘆川詞》各版本可分三系，一是宋本、景宋本的兩卷本系統，一是吳訥《百家詞》本、紫芝漫鈔《宋元名家詞》本、石村書屋鈔《宋元明三十三家詞》本一卷本系統，一是毛晋《宋六十名家詞》一卷本系統。吳訥《百家詞》本一系是一個節錄本，收詞數量、順序均與宋本有較大差異，從異文與詞序脫漏看，可以認爲節錄自一個全本。該系文字有可取之處，體現出其底本是有別於今宋本的其他版本。毛本過去評價不高，且異文較多，但與《四庫全書》據《永樂大典》輯《蘆川歸來集》中的詞作相校，可發現二本關係較近，且異文不可輕易否認。《蘆川詞》的版本系統對《全宋詞》的底本、《宋六十名家詞》的善否等問題具有啓示意義。

宋代以後，詞韻被視為探索詞樂的關鍵。清人分析詞韻與詞樂之關係時，主張詞韻與詞樂之主音存在密切的對應。到了近代，劉堯民更提出「詞韻與基音一致」說，詞韻與主音在作用、位置及聲辭融洽等層面都被認為具有「一致性」。不過，清人及劉堯民對詞韻與主音之關係的論述與宋人存在分歧，也不完全契合宋詞實際。結合宋人舊說及姜夔旁譜可知，在一首詞中，詞韻與主音只在歌詞及樂曲的結尾才存在固定的對應關係，至於其他各韻腳，包括起韻、過片及中間各「按拍」處，並不存在詞韻需對應主音的明確規定。宋人對詞韻與主音的關注，其實只強調歌詞之尾韻與樂曲結束音相融洽。詞韻與主音的互相融洽既需要詞人注意協律，又有賴於歌者的協調，有其扭轉伸縮的調整空間。

本文利用史志、別集等文獻，對明末至清初康熙年間出生的五位詞人生卒年進行考證。若工具書目及其他出版物中相關記載存在訛誤缺失，即予以訂正補充；凡未見記載之詞人，至少明確考得其生卒信息之一，以備日後《全清詞·順康卷》重編之用。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孫人和等人撰著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詞籍提要」全面吸納了晚近詞學昌明時期重要的詞學成果，將詞籍叢刻、詞選、詞集校勘與詞學批評著作納入其中，體現出詞籍著錄與詞學研究的同頻共振。《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詞籍超越了其前任何一部詞籍目錄著作，可謂是首次集成。作為一部以鑒評為重心的詞籍目錄，孫人和所撰涉及詞籍校勘、詞選、詞話及詞作批評的眾多提要，具有很高的學術含量和鮮明的學術個性，也成為其詞學思想的重要載體。孫人和繼承了常州詞派比興寄託的詞學思想，以「厚」、「重」、「大」論詞，對《人間詞話》進行了猛烈地批評，體現出傳統詞學批評的延展與深化。

明中後期復古風潮盛行，於明詞創作中體現為擬古詞數量驟增，遠邁前代。不僅涌現大量專門作家進行仿擬，突破宋元偶一為之的形態；亦表現出審美準則的與時俱進及擬古技法的新變與深入。其中，「效體」作為擬古的重要指向，涵蓋「存體」與辨體、擬韻、「用句」、擬篇等多個維度，凸顯了明代擬古詞的特點與變易。同時，明詞中流行的將詩度詞、賦得、改寫、集句等特殊形式，也共同意味着模仿行為的泛化及明人對前代詞學資源的選擇與接受。擬古詞不僅豐富了詞體表現手法，填補擬古文學中詞體之空白，更成為明代詞人求新救弊、振起詞風的重要途徑。其遺風餘韻綿延至清代及民國，對此後的詞學演進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話性」是以詩話詞話為代表的中國古典話體文學批評的本質屬性之一。在《人間詞話》手稿中，古典話體文學批評傳統和詩學詞學理論體系作為王國維詞學的「潛在對話者」完整現身。通過搭建具有問答開放性的對話結構、主動設置議題等「對話性」實踐，王國維詞學在與古對話中樹立自身並融生新質。

晚清民國以來，詞集自校是較為突出的詞學現象。詞人在創作生涯中，不斷對其詞作進行校改、修訂，以期詞作臻於完美。吳梅《霜厓詞錄》定本的形成歷經三個階段，詞作的自校刪定長達數十年，其校改詞作的方式與範圍比較全面，涉及刪棄、題序、章句、章法、意旨等多個方面的改定。這種多番刪改源於吳梅「立言」以傳世的文人心態、推陳出新及不與人同的創作心態、尊崇詞體並以宋詞為式的創作心理以及師友之間切磋詞學的影響。吳梅的詞集自校也反映了吳梅創作觀念與詞學思想的演進。創作觀念上，詞作題序、字句、意脈、詞旨的前後改動反映出吳梅在風格、章法、章句、聲律等創作實踐與理念方面的變化；詞學思想上，反映了吳梅在宗旨、宗尚、門徑上的變化。以《霜厓詞錄》定本形成為中心的討論，也有其詞史與詞學史意義。詞史上，反映一代詞人創作實踐與創作理念方面的變化，反映詞人詞派傾向的變化，反映一個時代詞史詞風的嬗變與轉型過程；詞學史上，反映了詞人詞學思想的演進過程，反映主流詞學思想或者詞學流派影響詞人創作的過程，反映一個時代或時期的詞學觀念的演進過程。

秦觀詞作爲鮮有負面評價的“婉約之宗”，與明確提出詞體以“婉約爲正”的明代，詞學趣尚正相契合，二者之碰撞會有怎樣的精彩尚缺乏細緻考察。立足明代詞學批評文獻，考察其對秦詞之接受，發現從明代前期到中期，論者對秦詞婉約風格從初步體認到高度揚譽，最終又在晚明發生轉向，突顯了秦觀“以詩爲詞”而能充分保持詞體本色的一面。明代無疑構成秦觀及其詞經典化歷程的關鍵環節。

蔡松年詞有兩個特點：一是紀行，一是寫人，主要記述自己的行跡心態、描述他人的相關情況，表面看來似乎有了“敘事文體”的特徵。而仔細閱讀蔡松年的全部詞作，可以發現他並未將詞當作“敘事文學”來寫，他的紀行主要通過題序來完成，題序與詞作正文在大多數情況下各有側重，互有分工；他的寫人則主要寫與他有交往且情趣相投的相關人物。而無論是紀行還是寫人，皆回避重大社會事件和人物，其主要目的都是“極道蕭閑退居之樂”，實則是“歌以自寬”。究其原因，乃在於他宋人入金的特殊身份和經歷，以及當時的政治環境所造成的特殊心態。蕭閑詞中反復吟詠的“高情遠韻”，一方面是他的性情興趣所致，是一種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則是其避禍求生的一種方式。

高觀國是南宋清雅一派詞人，其詞在清代的傳播影響不容忽視。文教一統的政治思想氛圍與浙常論爭的詞學思潮，構成了竹屋詞清代傳播環境。竹屋詞集在清代的流布主要賴汲古閣刊本。清代著名藏書家朱彝尊、錢曾、徐元文、陸漻、黃丕烈、莊仲芳、韓應陛、丁丙、陸心源等人都曾收藏流轉過竹屋詞。清代詞選、詞譜、類書、筆記、詞話等媒介都有傳播竹屋詞的相關記載。清代傳播最廣的竹屋詞為《霜天曉角》（春雲粉色），而清人最青睞的竹屋詞是《齊天樂》（碧雲闕處無多雨）和《卜算子》（屈指數春來）。清人對竹屋詞成就及歷史地位的體認大體經歷了低—高—低—中的發展趨勢，竹屋詞在清代的傳播及詞史進退沉浮大抵與浙常之間的詞學論爭相呼應。清人的賞析、點評、箋釋、解讀，促進了竹屋詞傳播。竹屋詞傳播與清代詞風轉變、詞派形成、詞學理論繁榮都有一定關係，亦促進了其自身經典化歷程。

王易《藕孔微塵詞》寫於一九三二年，當時外在環境和词人內在心情，包括悼念詞壇領袖朱祖謀的去世以及”一 · 二八事件“引發的淞滬戰爭，促使他通過集句詞創作來表達焦慮和無奈，並尋求心靈的安慰。十年後，這部詞刊登於《文史季刊》，由私人圈子走向公眾視域，這不僅是王易對歐陽祖經《曉月詞》的回應，也是他希望通過傳統文學形式來激勵民氣、振奮民族自信的一種努力，展示了傳統文學在抗戰時期的書寫價值。

晚清至民國，報刊作為新媒介的出現使舊文學發生了系列變化，民國報刊詞話便是縮影。它較傳統詞話有了顯著變化：從傳播效果看，報刊傳播具有時間短、地域廣的特點，由此擴大了詞話的受眾範圍，同時也使篇幅短小的詞話獲得了獨立的傳播價值，這些都提升了詞話影響力；從類型上說，既有堅持傳統的“讀詞型”詞話，又有類似於新聞的“時事型”詞話，帶有滑稽、香豔內容的“娛樂型”詞話，連續刊登的“連載型詞話”，體現了傳統與新變並存的特色；從寫作語言來說，受到晚清報刊白話文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雙重影響，產生了少量詞話的變體——白話詞話；從作者構成分析，得益於報刊投稿與稿酬制度的鼓勵，出現了專業詞學家與票友大眾組合模式，擴大了詞學研究者範圍；報刊詞話的這些特徵亦是報載文學及文學批評的鮮明特色。

沈祖棻是一個傑出的詞人，她的創作經驗使得她對詞學的研究更為深入。在分析作品時，她多用和善用比較之法，往往能夠為作品設置一個恰當的坐標點。她的作品鑒賞善於從微觀到宏觀，從個別到一般，不僅體現出廣博的知識，更體現出宏觀的視野和理論的敏感。她在詞學研究中注重文獻，扎實有據。她的詞學觀念受到中央大學諸位老師的影響，體現了南雍一脈的傳承，而又踵事生華，有所發展。

南宋詞人王千秋詞風為花間一派，被評一代作手，是南宋值得關注的詞家。《審齋詞》現有明代抄本兩種，即吳訥《百家詞》本和紫芝漫抄本，兩抄本同出一源。刻本以明毛晉汲古閣《宋六十名家詞》本為源頭，後世多據此本刊刻影印，形成了汲古閣刻本系統，毛扆曾據紫芝漫抄本校對汲古閣本，並作校記。近人唐圭璋先生編纂《全宋詞》以毛校本為底本收錄《審齋詞》，並以紫芝漫抄本為參校本，補錄《醉落魄》（能歌善謔）殘詞一首，且吸收近人校勘成果，成為目前通行本。經過對王千秋及其《審齋詞》的考察，可增補《全宋詞》王千秋小傳，補正《全宋詞》本的錯别字、校勘疏誤，整理《審齋詞》定本，為《全宋詞》的修訂提供基礎文本。

明詞人考九則，前六則主要考詞人之生卒年，兼考生平；後三則，主要是考三位宗室詞人的本名及生平。

秦觀詞的用韻與抒情有緊密關係。秦觀大部分的平韻格詞，隔協多於連協，形成了秦觀平韻詞舒緩從容的基本風格。在他的仄韻格詞中，上、去聲入韻的詞占了多數，大多表達愁苦哀怨之情。秦觀詞多用遇、果、流、蟹、臻五攝的韻字，適宜表達淒婉哀怨的情感，這對秦觀婉約詞風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秦觀的一部分詞喜用方言俗語，甚至以方音口語入韻，不僅適合表達世俗化的男女之情，而且也體現了秦觀詞的俳諧傾向。秦觀詞在聲律與情致兩方面互為照應，相得益彰，體現了詞調聲韻與作品情感的諧協相生。

外交詞史是王芃生《莫哀歌草》的創新特色。王芃生身處晚清民國動蕩之世，以外交家兼爲詞人的身份，承繼傳統詩史、詞史觀念，有意識地拓展詞境，促成外交詞史。其運用以一總多、以小見大之法，以外交史入詞，使其詞不僅成爲個人外交經歷與感受的記録，還具有認知民國外交史的重要意義。其詞擅長比興寄托，多借助香草美人意象或歷史外交典故含蓄委婉地抒發哀時情懷。有時亦濟以議論，有縱横捭闔之氣。爲彌補正文主於抒情、議論而導致的紀事之不足，則大量借助題序、自注等，交代創作時地、原委、意旨，突出史實性。此外，還通過回憶録引詞或舊作新刊等方式對外交詞作進行二度創作，賦予其新内涵、新意義。總之，外交詞史是王芃生精心創造的詞苑新品，是中國詞境開拓的又一新獲。

為紀念早逝的父親李宗禕、胞妹李慎溶，李宣龔在一九二〇年邀請兩世交契的林紓繪製《雙辛夷樓填詞圖》與《花影吹笙室填詞圖》，並在其後兩次徵集題詠。一九二〇至一九三五年，二十四位作家共為二圖創作六十七首詩詞。這些題辭潛含着諸人對往昔人事的追懷，亦承載了新舊轉型時期的多元文藝觀。《花影吹笙室填詞圖》諸題詠不僅透現出獨特的藝術風貌，更通過彰揚”李墻蕉“之名，使李慎溶詞史地位得以樹立。

在明代七百多種小說裏，共引用了九百五十三首宋詞。明代小說家在詞調的選擇上表現出對俗調的偏好，尤其是小令形式，如《西江月》和《柳梢青》等。在詞作的選擇上，明代小說家注重詞的通俗性、抒情性和趣味性。在作者的選擇上，明代小說家更青睞北宋詞人。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小說家在引用宋詞時，並不特別重視是否為名作，而是更注重詞作的適用性，即是否能夠符合小說情節的需要或表達所需的情感。明代小說家對宋詞的選擇反映了當時社會中下層文人對宋詞的接受態度，他們的選擇具有民間性質，對宋詞的傳播和經典化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這種選擇不僅體現了明代小說家的審美傾向，也反映了當時大眾的文化需求和閱讀習慣。

《三百詞譜》刊行於康熙二十八年，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實用詞譜，又曾以《草堂詩餘》的別名行世，是實用詞譜取代《草堂詩餘》、依譜填詞取代依詞選填詞的關鍵節點，具有難得的樣本價值。《三百詞譜》通過“正體繫詞”的方式嚴格遴選詞調與分體，用“同譜'的方式合併詞調、縮減篇幅，實用性設計貫穿始終。其參考的《古今詞統》、《蘭皋明詞彙選》、《樂府補題》等文獻底本也具有明顯的時代特色、地域特色，上承明詞傳統，下接浙派風格，是明末清初詞史轉進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