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考察南宋詞人朱淑真、張掄、侯寘、趙彥端、王千秋、陳人傑、姚寬、李流謙、袁去華、朱雍、向滈、程大昌、夏鑒、鄧元、黃談、李叔獻、黃人傑、王武子、黃定、馬甯祖、侯延慶、林淳、王大受、張孝忠、劉德秀、鐘將之、魏子敬、徐得之、方信孺、劉光祖、王澡、周端臣、吳儆、李壁、徐安國等三十六家詞集在南宋時期的傳佈情況。其時所所傳詞集，既有單行本，又有與詩文合刻本。這與北宋大不相同。北宋文人受詩莊詞媚觀念的制約，詩文別集概不收詞，詞作只能集外別行。而南宋人的詩文別集多收詞什，表明詞體到南宋已基本取得與詩體同等地位。南宋詞的傳播方式與北宋詞也很不相同，北宋詞以口頭演唱傳播為主，南宋詞則是以集本書冊傳播為主。

摘要：歐陽修的作品中有一種濃重的生命悲劇意識在湧動，從大量的集古跋尾、墓誌銘以及追憶性的詩歌中，都可以見到這一特徵。童年的孤兒體驗、中年的工作性質，加之晚年的朋友離世，使他的生命意識較之常人格外濃重。而作為一位堅定的排除佛老者，他生命焦慮的釋放方式，便是感官享樂，以此來解釋歐陽修筆下大規模豔詞的寫作動機，當更具有本質意義。

吴梦窗淳祐四年(1244)至淳祐九年入史宅之幕中，史宅之淳祐四年至淳祐六年知绍兴府，淳祐六年三月至淳祐九年任京朝官，梦窗随幕绍兴、杭京二地。集中注明赠史氏的词作有十—首，今考其中六首为绍兴词，五首写于杭京。具体写作时地也可以基本确定：《瑞鹤仙•寿史云麓》、《垂丝钓近•云麓先生以画舫载洛花宴客》、《丑奴儿慢•麓翁飞翼楼观雪》、《燕归粱•对雪醒坐上云麓先生》、《江神子•喜雨》写于淳祐五年(1245)；《探芳信•贺麓翁秘阁满月》写于淳祜六年(1246)早春；《水龙吟•云麓新葺北墅园池》、《探芳信•麓翁小园早饮》、《风入松•麓翁园堂宴客》、《秋霁•赋云麓长园长桥》写于淳祐六年(1246)三月～淳祐七年(1247)七月；《烛影摇红•麓翁夜宴园堂)写于淳祐七年(1247)已任副抠之后。

《云謠集》精選唱詞三十首，錄得十三詞調。其中《天仙子》、《破陣子》、《浣沙溪》、《拋毬樂》、《魚歌子》五調與唐五代傳世作品互有同異，格律不盡一致。《鳳歸雲》、《傾盃樂》、《拜新月》三調，唐五代的傳詞僅見聲詩體，並非長短句的詞體。而《竹枝子》、《洞仙歌》二調亦不同於一般的唐宋調式，獨具自家面貌。此外《內家嬌》、《柳青娘》、《喜秋天》三調唐五代未見，只見於敦煌作品之中。敦煌曲子詞具有調式靈活，韻式流動，句式新變，活用襯字四項特點，當筵嘌唱，格律整齊而又富於變化。《云謠集》不但具備早期詞律的基本元素，更在詞體發展的軌道上顯出超前的地位，突破「詩客曲子詞」的局限，創新體製，表現靈巧。《云謠集》明顯地確立了詞體的概念，各調選錄兩首或四首作品，可供比較。一方面調有定格，格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律，顯出詞體的規範。一方面又能配合音樂的旋律節拍，使詞句產生相應的變化，多用領字和襯字，而句式亦流動多姿。其中小令八調，跟中原的詞調互有同異，別開生面；長調五調，更是大放異彩，構成架接唐宋詞之間的橋樑。柳永有《鳳歸雲》二首、《洞仙歌》三首、《傾盃樂》八首、《內家嬌》一首，都是過百字以上的慢詞長調，每首一體，不相重複；僅《拜新月》一調未見，同時亦未見於其他宋詞作者之中。本文勘律探韻，表現《云謠集》的韻律特點，澄清一些詞律概念。

《全宋詞》《全宋詞補輯》受限於當時檢索條件的限制，一些重出詞篇未能予以説明，一些詞作的著作權存在疑問。我們在統計次韻詞目時，無意中發現一些不太爲人注意的互見詞作。經考訂，晏殊與張掄、晏幾道與無名氏、蘇軾與無名氏、黄庭堅與陳瓘、晁端禮與劉過、晁端禮與黄庭堅、陳師道與劉克莊、毛滂與吴則禮、葉夢得與無名氏、曹冠與曹遇、甄龍友與甄良友、張孝祥與胡于、張孝祥與鄧肅、辛棄疾與無名氏與芮輝、馬子嚴與無名氏、張敬齋與張明中、張輯與陸象澤、劉克莊與無名氏、無名氏與黄人傑互見的三十六首詞，應分別爲晏殊、晏幾道、蘇軾、黄庭堅、晁端禮、晁端禮、陳師道、毛滂、葉夢得、曹冠、甄龍友、張孝祥、張孝祥、辛棄疾、馬子嚴、張敬齋、張輯、劉克莊、黄人傑所作。《全宋詞》和《全宋詞補輯》當刪去可考定之僞作。

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境界”的命题后，乔大壮也提出了词学中“合时与地遂成境界”的结构观点，并借周邦彦词阐发境界的义蕴，可以补足王国维的境界说，最为警策。乔大壮所论“境界”之说远较王国维的具体和深刻，更善于解释创作之道。此外，乔大壮亦多次藉周清真词揭示“北宋法度”、“汴京之法”的秘诀，简称北法，分别谈到情景交融、对仗、承上启下、小词大做、北宋转法各项修辞技巧，都可以蕴酿重大的境界，带出作品的张力。

辛稼轩《浣溪沙•寿内子》词，邓广铭先生旧版《稼轩词编年笺注》列置绍熙五年（1194），增订本《稼轩词编年笺注》则置于淳熙十六年（1189）。细考词中内容，与新发现的稼轩族谱资料及出土的稼轩裔孙辛鞬的圹志，上述考证皆不能成立。因根据新发现的传记资料对此词作年重新加以考索，最终拟定此词作于庆元六年（1200）。

秦观迁谪词以凄婉哀怨著称，但也不乏超脱情怀。由于佛道文化、个人意志以及师友创作等因素的影响，秦观在一再遭贬而苦闷不已的同时，也以多种形式调整心态，发而为兼具超脱情怀之词，完成了内蕴丰富的审美创造活动，从而实现了北宋词史上婉约词与佛道文化别开生面的交融。正是哀怨基调中超脱情怀的出现，成就了秦观迁谪词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摘要：鈔本《南詞》是明人所編纂的大型詞集叢編的一種，題西崖主人編，原書現藏日本東京港區大倉文化財團大倉集古館。本文介紹了鈔本《南詞》的概貌及主要特徵，徵引了一些較少人看到的清人朱筆識語供學者參考，並就《南詞》的前人典藏與著錄、《南詞》的編者、今傳《南詞》的傳鈔時代，以及《南詞》的文獻價值等問題作了初步的考證，希望能引起學界對《南詞》的進一步關注。其實無論從文物、文學，還是文獻的角度看，《南詞》都別具價值，是不可多得的善本。

与历史上其他同类话语不同，常州词派尊称周邦彦为“词中老杜”关涉于该派构建的诗词合体的词体理念：以传统词的面目承载儒家诗教内蕴、并体现浑厚的美学理想，由此形成温庭筠、周邦彦两层架构的词学谱系。为呼应常州词派的词体理念以及两层架构的词学谱系，周邦彦之“词中老杜”话语产生。该话语因参与到常州词学理论建设成为结构性话语。这是其与历史上其他同类话语形态的最大不同。

詞本體具有女性化特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會增加新的內涵。太清詞的本體特徵可以概括爲“真淳清雅”，具體表現在太清詞中大量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化意象的選擇、小語致巧的語言運用及其女性化情感的抒發上。總而言之，從詞本體的角度探析太清詞，可以進一步明確太清詞的詞史地位，開拓出太清詞研究的新領域。

文廷式论词之零縑馀墨散见于其《纯常子枝语》、《琴风馀谈》、《湘行日记》等笔记日记之中。施蛰存先生曾从《纯常子枝语》辑出文氏词话十四则，钞为一集，名曰《纯常子词话》，发表于《词学》第五辑。朱崇才先生编纂《词话丛编续编》时曾在施蛰存先生基础上辑有文廷式《纯常子词话》，惜非文氏说词之全璧。今从文氏着述中辑出其说词之吉光片羽共三十七则（包括施先生《纯常子词话》从《纯常子枝语》中漏辑者），名為《纯常子词话辑补》，一则可补《纯常子词话》之缺，以见文氏论词之全貌，二则以供研究者之需。

广陵词坛的词学评点主要集中在《倚声初集》和《国朝名家诗余》两部词集上，具有很强的当代意识。《倚声初集》和《国朝名家诗余》中的评语除体现广陵词人词作鉴赏的艺术标准，并印证其论词的主要理论主张外，还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比较《倚声初集》与《国朝名家诗余》中的评语署名及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国朝名家诗余》对《倚声初集》评语的传承与接受过程；通过对邹祗谟、彭孙遹、王士禛三家词评语进行具体研究，可见《国朝名家诗余》中词学评点由“取专”到“取博”得发展趋势。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明词的分期研究，一直以来争鸣不断，未有定论。即使是不从事明词研究的学者，也会在千年词史的整体梳理中对明词分期略有涉及，体现出断代分体研究的基本命题的独有魅力。随着近十年来明词研究的日渐兴起，有关明词分期断限的讨论，也逐步进入高潮。在这样的积极情势下，笔者尝试对“年号断限”和“年份断限”、“分期原则”和“分期原因”、“段状分期”和“链状分期”等概念方法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在此基础上，提出明词发展的“六分法”，即分为过渡、沉寂、酝酿、复兴、高潮、继盛六个时期。

朱熹作词仅十八首，始于绍兴年间，终于庆元晚年。历来不多的评价褒贬不一。其内容与风格，与其诗相近，清明雅洁而婉畅。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其艺术妙境：一、写景以寓离情；二、写景以遣愁怀；三、咏物以寓志说理；四、赠答唱和以励志。其词在理学家词中位居第一。在南宋词坛虽不足以称第一流，但确是高手。

穩定而親己的個人空間，是安全感和生命價值獲得的重要來源，同時又與自我身份體認和目標定位有密切的關係。唐宋詞的空間建構從一開始就體現出鮮明的性別色彩和身份指向。隨着文人詞的發展，空間本身的身份意義越來越突出：一方面，詞人的現實身份決定了其所表現的空間；另一方面，文學空間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詞人對自己理想身份的認定。當詞人現實身份認同發生危機時，就會對現有空間產生陌生感和排斥情緒，而詞人的身份重構也往往伴隨着空間的再造。

康熙五年（1666年）“广陵”“念奴娇”调唱和被称作清初词坛“三大唱和”之一。唱和词人都是中下层士人，唱和方式的实时性和唱和群体的凝聚性使创作较之前面一年的“江村”唱和，在抒情上更炽烈真率、在作品主题上更一致深沉，从而在江南奠定了雄健激昂、直写胸中的词风，稼轩词风自兹稳居清初词坛，对清词中兴意义重大。陈维崧在这次唱和中确立了词坛的地位。

文章論述了吳夢窗晚年入嗣榮王趙與芮府中為客，具體考索了夢窗入客期間贈嗣榮王的七首詞作，並從紹興榮邸與臨安榮邸、榮王夫人與嗣榮王夫人、理宗與度宗三個視角，厘清了前賢時彥相攪之異論。又通過夢窗集中與榮府相關的三首詞作，框定了夢窗晚年出入榮邸的大致時間；就此推定夢窗宋亡之後，仍有追憶榮邸、憑弔故國之作。這些結論是研究夢窗晚年創作的重要參照，並可提供以詞證史的裨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