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御定歷代詩餘提要》中認爲：“詩降而爲詞，始于唐。若《菩薩蠻》、《憶秦娥》、《憶江南》、《長相思》之屬，本是唐人之詩，二句有長短，遂爲詞家權輿，故謂之詩餘。”
〔二〕張惠言《詞選序》認爲：“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繫之以詞，故曰“詞”。”
〔三〕王國維《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商務印書館，二00三年版，第四二頁。
〔四〕胡適《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一0頁。
〔五〕龍榆生《詞學十講》，北京出版社，二00五年版，第一七頁。
〔六〕任半塘《唐聲詩》，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三頁。
〔七〕張高寬《淺論詞的文學形體的淵源及發展》，社會科學輯刊，一九八九年，(六) ：第一二0—一二三頁。
〔八〕王輝斌《詞起源於中唐詩客論》，《貴州社會科學》，二00三年版，(六)：第五七—六二頁。
〔九〕洛地《“詞”之爲“詞”在其律——關於律詞起源的討論》，《文學評論》，一九九四，(二) ：第五—一四頁。“律詞”之唱，“歌詠言”的演化——將“詞”視爲“隋唐燕樂”的“音樂文學”是二十世紀詞學研究中的一個根本性大失誤。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二00五年版，(一) ：第一—二七頁。謝桃坊曾先後發表《宋人詞體起源説檢討》、《律詞申議》、《音樂文學與律詞問題》與《宋詞的音樂文學性質》，田玉琪發表《關於詞的幾個問題——與洛地先生商榷》等文反駁洛地觀點。
〔一0〕木齋《論李白詞爲詞體發生的標志》，《中州學刊》，二00九年版，(一) ：第一九二—一九九頁。
〔一一〕高翀驊《詩學背景下詞體特徵的確立——中晚唐五代詩歌和同時期文人詞關係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00六年版。
〔一二〕李調元《雨村詞話》中認爲：“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
〔一三〕楊慎《詞品序》中認爲：“詩詞同工而異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陸瓊之飲酒樂，隋煬帝之望江南，填詞之體已具矣。”
〔一四〕湯顯祖《玉茗堂選〈花間集〉序》中寫道：“古詩之於樂府，律詩之於詞，分鑣並轡，非有後先。有謂詩降而詞，以詞爲詩之餘者，殆非通論。”
〔一五〕任半塘《唐聲詩》，上海古籍出版社二00六年版，第八頁。
〔一六〕汪森《詞綜序》認爲：“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鑣並馳，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徐，殆非通論矣。”
〔一七〕唐圭璋、潘君昭《論詞的起源》，《南京師大學報》，一九七八，(一) ：第六三頁。
〔一八〕唐圭璋、潘君昭《論詞的起源》，《南京師大學報》，一九七八，(一) ：第五七—六三頁。
〔一九〕除前文所述洛地之文外，尚有李昌集《華樂、胡樂與詞：詞體發生再論》與《詞之起源：一個千年學案的當代反思》，均反對詞乃隋唐燕樂的産物，在此不贅。岳珍《關於“詞起源于隋唐燕樂”的再思考——與李昌集先生商榷》對其觀點進行探討。
〔二0〕李伯敬《關於燕樂的商榷——兼及詞之起源》，《學術月刊》，一九九0，(二) ：第六五—六六，二二頁。
〔二一〕當然，近年來亦有學者著眼于文學存在的外部環境來探討詞的起源，如王昆吾《唐代酒令藝術》從酒令的方面對詞的産生加以考察，沈松勤《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則著重考察唐宋社會民情風俗，包括文人士大夫的消費方式與行爲等與詩詞的關係，李劍亮《唐宋詞和唐宋歌妓制度》則將重心放在歌妓制度與詞的創作傳播上，而文中亦承認，詞作爲一種由詩發展而來的音樂文學，其藝術屬性，很自然地帶有詩體的特徵。他們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字裏行間引向更爲廣闊的空間，均對詞之起源的探討進行了有益的補充。
〔二二〕王國維《人間詞話》，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00五年版：第八一頁。
〔二三〕張中行《詩詞讀寫叢話》，中華書局，二0一二年版： 第四二頁。
〔二四〕以男女之喻用於文學體裁並非張中行首創，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胡雲翼編著《中國詞史略》及《中國詞史大綱》之時，便將詞分别比作有女性與男性二種，胡雲翼繼承胡適對蘇辛的推崇，主張拿作詩的題材與方法作詞。
〔二五〕吴梅《詞學通論》，吉林人民出版社，二0一三年版，第五頁。
〔二六〕繆鉞《繆鉞説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四頁。
〔二七〕宛敏灝《詞學概論》，中華書局，二00九年版，第一八頁。
〔二八〕葉嘉瑩《論詞的弱德之美——石聲漢〈荔尾詞存〉序》，《農業考古》，一九九九年版（一）：第一五九頁。
〔二九〕張正體《詞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二年。
〔三0〕趙山林《詩詞曲藝術論》，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三一〕熊大權《略論詞優於詩的抒情特徵》，《九江師專學報》，一九八八年版（二）：第六0—六四，第三七頁。
〔三二〕杜毅、潘善琪《詩莊詞媚管窺》，《文學評論》，一九八四年版（三）：第一0八—一一二頁。
〔三三〕胡國瑞《詩詞體性辨》，《中國韻文學刊》，一九八八年版（二、三）：第一一七—一二二，九八頁。
〔三四〕劉石《試論“以詩爲詞”的判斷標準》，《詞學》，二000年版（一二）：第二四頁。
〔三五〕諸葛憶兵《“以詩爲詞”辨》，《 北京大學學報》，二0一一年（一）： 第二七—三四頁。
〔三六〕劉軍政《中國古代詞學批評方法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二0一0年。
〔三七〕李冰《常規關係與唐詩宋詞的解讀》，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二00七年版。
〔三八〕萬雲駿《試論宋詞的豪放派與婉約派的評價問題——兼評胡雲翼的〈宋詞選〉》，《學術月刊》，一九七九年，(四)：第四三—四八頁。
〔三九〕錢建狀、劉尊明《尊詞與辨體：宋詞獨特風貌形成中的一對矛盾因數》，《 湖北大學學報》，二000年版，(三)：五八—六二。
〔四0〕王兆鵬《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的六個層面》，《江漢論壇》，二00六年版，(五)：第一0九—一一三頁。
〔四一〕王士禎《花草蒙拾》，唐圭璋《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版：第六七五頁。
〔四二〕況周頤《蕙風詞話》，《詞話叢編》，第四四一九頁。
〔四三〕鍾振振《散點透視“宋詞運用唐詩”》，《文學評論》，二00九年版（四）：第六三—六六頁。
〔四四〕黄昭寅《論宋詞對唐詩的繼承問題》，《德州學院學報》，二00六年版（四）：第一0—一四頁。
〔四五〕葉幫義、余恕誠《“向著詞的意境與詞藻移動”——中晚唐詩歌的一種重要走向》，《東方叢刊》，二00八年（一）：第一六五—一八三頁。
〔四六〕王偉勇《宋詞與唐詩之對應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四七〕李定廣《論北宋詞與晚唐詩的近親關係——兼論正確解讀宋詞化用唐詩現象的文化涵義》，《求索》，二00六年版（一一）：第一七0—一八七頁。
〔四八〕萬雲駿《晚唐詩風和詞的特殊風格的形成及發展》，《西北大學學報叢刊（唐代文學）》，一九八一（一）。
〔四九〕木齋《論唐宋詞的詩體借鑒歷程——以温韋、張先、晏歐、少游、美成體爲中心線索的探討》，《社會科學研究》，二00六年版（三）：第一七二—一七八頁。
〔五0〕〔日〕内山精也《兩宋檃栝詞考》，《學術研究》，二00五年版（一）：第一二八—一三五頁。
〔五一〕劉京臣《盛唐中唐詩對宋詞影響研究——以六大詩人爲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二0一0年。
〔五二〕李然《温庭筠詩詞意境比較研究》，《石河子大學學報》，二00四年版（二）：第五一—五四頁。
〔五三〕如嚴安政，《試論白居易在詞發展史上的貢獻》，《唐都學刊》，一九九七年第二期；張丙林，《宋詞對自居易的受容及其文化解讀》，《中國韻文學刊》，二00一年第一期；衛亞浩、唐林軒，《從白居易的詩到柳永的詞——白詩與柳詞傳播現象比較》，《中國韻文學刊》，二00三年第一期；袁永霞，《白居易與李商隱的感傷特徵及對宋詞創作的影響》，《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二00五年第六期；丁楹，《論白居易詩與唐宋詞的内在契介》，《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二00七年第二期；肖偉韜，《白詩柳詞的叫比性及其内在成因》，《白居易研究的反思與批判》，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二00八年版，第二五二頁。
〔五四〕如尤振中，《昌穀詩影響概述》，《蘇州大學學報》，一九八四年第一期；楊鴻雁，《李賀的創作與詞》，《貴州大學學報》，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啓耕田，《試論李賀對詞的影響》，《廣西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九八年第二期；周茜，《詩與詞的異代交響——李賀、吴文英藝術風格比較》，《思想戰線》，二00七年第五期；劉豔萍，《從李賀、温庭筠豔詩看中牌庚豔詩的詞化傾向》，《天中學刊》，二00八年第六期。
〔五五〕如楊有山，《試論李商隱在詩詞文體嬗變中的作用》，《周口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二00二年第三期；文明剛，《論兩宋詩詞對李商隱的接受》，暨南大學二00三年碩士學位論文；張英，《論李商隱詩歌與唐宋婉約詞的關係》，東北師範大學二00六年碩士學位論文；張英，《“無題”之非功利的創作自由與開放性的闡釋自由——論李商隱詩歌之無題與唐宋詞之無題的相似性》，《北方論叢》，二00八年第二期。
〔五六〕如孫宗英、錢建狀，《山谷詞與唐詩》，《古典文學知識》，二00九年第六期；金丙燕，《論黄庭堅詞的詩化傾向》，《蘇州科技學院學報》，二00七年第三期；孫虹，孫蒙，《論黄庭堅“好詩”詞風對宋詞内質的重構》，《江南大學學報》，二00八年第五期。
〔五七〕如關寧，《試論賀鑄對杜牧的認同與繼承》，《廣西師院學報》，二00一年第一期；符繼成、趙曉嵐，《“小李杜”與“賀周”——詩詞發展中的“異代同構”及其文化動因》，《文藝研究》，二0一0年第四期。
〔五八〕如夏睛《淺論周邦彦詞對李商隱詩的繼承》，《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四年第三期。
〔五九〕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詞話叢編》第三三八七頁。
〔六0〕王水照《從蘇軾、秦觀詞看詞與詩的分合趨向——兼論蘇詞革新和傳統的關係》，《復旦大學學報》，一九八八年版（一）：第七四—八二頁。
〔六一〕吕肖奂《宋代詞人之詩敘論》，《四川大學學報》，二00二（一）：第一00—一0六頁。
〔六二〕許芳紅《論唐宋詞對南宋詩的滲透——以范成大、陸游、姜夔爲中心的初步探討》，《文學遺産》，二00八年（六）：第五九—六七頁。
〔六三〕日本漢詩深受明詩影響。由於江户時代的閉關鎖國政策，只有中國和荷蘭的商船獲準駛入長崎港，導致了大批中國書籍的輸入，再加上德川幕府的鼓勵文教政策，這一時期詩社蜂起，詩集、詩話大量刊印，並有大批專職詩人出現。江户時代以荻生徂徠爲首的萱園派（或稱古文辭派）深受明前後七子影響，頗有以“詩必盛唐”爲宗之態；然而正如前後七子之主張遭到公安派、性靈派反撥一般，萱園派的習唐、擬唐之風後來亦被山本北山及江湖詩社所抨擊，呈現出了取代萱園派而風靡天下的勢頭。梁田蜕岩對此曾道：“元禄中自江户白石先生出，專祖述唐詩，其門下學萬曆七子，自是世上詩風漸移焉。相繼徂徠先生先生變前之詩風，是又以七才子爲主，其門派中，三四高明作者出矣。”
〔六四〕如一九0四年林傳甲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學的中國文學史講義，編撰出了國人最早的文學史之一《中國文學史》；三十年代童行白依據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笹川種郎的《中國文學史》編著出《中國文學史綱》。這些著作其中都有關於詞史的論述。
〔六五〕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七八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