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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陳澧（一八一0至一八八二），字蘭甫，號東塾，又自號江南倦客。先世居江南上元（今江蘇南京），祖父輩宦居廣州，至陳澧才占籍廣東番禺。陳澧以經學與小學名家，著述頗多，散逸者亦衆。即便《陳澧集》已經蒐集了陳澧絶大部份可見著作，但誠如編者所言：“（陳澧的著作）有些僅具書目，存佚難明；有些則散入海内外公私之藏，珍爲秘籍。此等書或訪問無從，或不易一見。”〔一〕由於訪查困難，未能收録的材料仍多，其中尤以陳澧集部著作爲最。如《三編清代稿抄本》的《春鴻集》、《陳蘭甫先生陶詩編年》、香港龍門書店的《陶淵明集》以及陳澧手批《山中白雲詞》與《白石道人四種》等，《陳澧集》皆失收。本文所整理的《絶妙好詞箋》(周密編，厲鶚、查爲仁箋)亦是其中之一。現存陳澧手批《絶妙好詞箋》，包含過録本在内至少有兩個系統，共三種本子。第一種系統是源於陳澧四子陳宗穎（字孝堅，一八五五至一九一四）的藏書，原書版本年代不詳，今未見。一九一三年，汪兆鏞（一八六一至一九三九）曾向陳澧四子陳宗穎借閲並過録於至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章氏重刊本《絶妙好詞箋》，汪氏過録本現藏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下稱“國大本”)。章氏重刊本《絶妙好詞箋》七卷，續編二卷，共四册。國大本外封題有“微尚老人過録陳東塾先生評點本。戊子十月宗衍敬記”，目録後有“孝堅世兄出視東塾師評點本，用墨筆照録一過。癸丑（一九一三）小除夕兆鏞記”題記。〔二〕除圖書館藏書印外，有汪兆鏞“汪大”、“雨屋深鐙詞客”白文方印。書中批語皆爲墨筆，圈點有朱、墨兩種，墨圈爲汪兆鏞過録陳澧原圈點，朱圈情況較爲複雜，其中大部分爲汪兆鏞所圈點。第二種系統爲梁啓超飲冰室所藏陳澧手批道光八年刻本《絶妙好詞箋》(下稱梁本)。其上有陳澧題詩與詩序，載：“戊辰（一八六八）六年，余遊端州遇王君耕伯，云有余評點《漢書》及《絶妙好詞箋》，得之史實甫之子。實甫死久矣，今以見歸。余受《漢書》而以此書贈耕伯，並題絶句於目録後。江南倦客者，余昔年填詞以此自號云。”題詩云：“腸斷梅谿折素弦，還君絶妙好詞箋。江南倦客今頭白，不按紅牙二十年。”〔三〕梁啓超的補跋亦載：“此東塾先生早年評點之本，爲王耕伯所得，歸諸先生，先生即以贈耕伯，題一詩媵焉。五、六年前汪柏廬同年得諸海王村破書攤中，以余私淑先生也，持以見貽，全書除續編外，字字皆經筆圈評不多，而壹皆精絶，所批抹嚴於斧鉞，可謂一洗凡馬；推崇蘇、辛，而於草窗所録稼軒三首深致不滿，可見先生宗旨所在矣。先生詩詞皆散佚不傳，讀此可窺其詞學一斑，又得遺詩一首，深足幸也。甲子（一九二四）十月後學梁啓超補跋。”〔四〕可見梁本爲友人汪柏廬在民國八、九年前後購於北京海王村後轉贈。〔五〕梁本至今未見，因此國大本爲現存唯一可見的文本，彌足珍貴。〔六〕香港龍門書店於一九七0年出版的《白石詞評》一書，即是摘録梁本白石部分與黄紹昌過録陳澧手批《白石道人四種•白石道人歌曲》而成者，惟内容僅限於白石詞評，且訛誤、失收、誤置之處頗多，今皆依國大本一一改正。陳澧《絶妙好詞箋》的文獻價值至少有以下兩點：第一，完整體現了陳澧詞學宗法與論詞觀點，填補現今文獻的不足。陳澧在《絶妙好詞箋》以外，還有《山中白雲詞》與《白石道人四種》兩種評點存世。後兩者對象範圍僅限於張炎與姜夔兩家，不足以梳理陳澧的詞學體系。相對於此，《絶妙好詞箋》批語遍及南宋諸家而不僅止於姜、張，内容亦褒貶互見，體現出陳澧論詞的客觀性。由詞評中對史達祖與辛棄疾的讚賞，以及辛、姜之間的比較，即能看出陳澧對常州詞論的接受與修正；而從詞評中延續張炎《詞源》的用語或概念處，不僅可見陳澧對張炎詞論的熟習，甚至可與梁啓超對梁本的引述相互參看。第二，反映清代中葉廣東詞壇的概況，提供浙、常兩家詞論融合的對照基礎。歷來研究清代詞學者多由浙、常兩派的勢力消長爲觀察主軸，以爲清中葉常州詞派興起後，浙西詞派遂一蹶不振。然觀諸陳澧與周邊人士的交往，也不難看到浙西詞派在清中葉後仍以廣東的浙籍文人爲中心，維持了一定的影響力。以粤東三家爲例，《歷代兩浙詞人小傳》即以汪瑔（一八二八至一八九一）《隨山館詞》“神韻在玉田、草窗之間”、〔七〕譚獻稱葉衍蘭（一八二三至一八九八）詞爲“綺密隱秀，南宋正宗”，以及陳璞以沈世良（生年不詳至一八八0）詞“兼玉田、石帚之勝”〔八〕，亦在在顯露出當時廣東詞壇標榜南宋，以清空騷雅爲旗幟的浙派審美品味。陳澧《絶妙好詞箋》的批點，實可作爲十九世紀中葉前後浙西詞論盛行於廣東一地的例證。另外一方面，從詞學發展史角度來看，清末廣東文人如文廷式、康有爲或梁啓超等人，或直接出於陳澧門下，或間接受陳澧影響。以陳澧的詞學觀爲基礎，延伸至其人際網絡的研究，亦有助於理解清代中葉以後廣東詞壇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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