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駕導引》詞牌隨著陳與義的《無住詞》傳入韓國，韓國詞人所填《法駕導引》，也多以陳與義的原作爲師法對象，同時又有所更新和創造，其在題材上的最大特點就是將所寫內容從天上「降到」人間，從中國移到韓國，即實現了此詞牌創作的世俗化和「本土化」。鄭球是將《法駕導引》詞傳入韓國的關鍵性人物，他遍和陳與義的《無住詞》，其中的《法駕導引》詞即體現了由描寫登仙之樂，向抒寫人間情意的轉變。其他韓國詞人的同調之作也多描繪世俗情感，展現韓國風情。在藝術上韓國詞人的《法駕導引》詞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繁富工細、婉轉深厚見長，鄭球、崔演、金烋諸人之作均顯出世俗化的特徵。
宋代社會對道德操守的重視，以及「德言之辯」的思想傳統，對文學領域內的價值判斷具有重要影響。柳永因其行為模式和文學創作都悖離了儒家道德倫理規範，而使自己在現實道德困境中陷入了人生失意的窘境。他以一個落魄文人的心境，在文學世界中努力消弭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的裂縫，形成了《樂章集》中「屯田體」個性色彩鮮明的第一人稱抒情模式，不但為宋詞發展作出了開創性功績，也形成了其較為可信的三重文學形象：浪子詞人、落魄文人和風流才子，表現了北宋初期中下層文人內心世界的複雜性與人生價值取向的矛盾性。
辛棄疾在詞中描寫了很多動物意象，有大鵬、仙鶴、鸞鳳等神奇祥瑞動物，也有螞蟻、蝸牛、飢鼠、蝙蝠等平常、細小或醜惡的動物。稼軒詞中禽鳥意象的種類與數量尤為豐富，他生動逼真地表現各種禽鳥的形態、動作、聲音乃至性靈，以大鵬形象頌揚堅持抗金救國的英傑，以禽鳥啼鳴聲貫串全篇烘托人間别情，或以鷓鴣鳴聲為其憂心國事的點睛妙筆。稼軒更與鷗鷺結為「盟友」，讓其做詞篇主角，彼此推心置腹地交談。他在罷官歸途中「代白鷗見嘲」，贊美沙鷗自在快樂的精神，刻畫白鷺清除醜類的「鬥士」形象，藉以表達美好生活情趣與理想生存境界。
清代順、康二朝的詠物詞共分八類，計七千五百零二首。相比前代，傳統植物類題材吟詠頻率持續走低，而雜物類題材則持續升高，並創出「繪聲繪影」一路。除捕風捉影外，清初詠物詞題材創新還涉及到實物領域：如自鳴鐘等科技產品，高跟鞋等生活用品，火雞、黑人等物種人種，體現出史料和文化價值。高頻的寫豔題材集中反映出清人的生活趣味，而「柳」意象則折射出士人鼎革之變後複雜的內心情感，兩者皆體現出時代風神。
清代文人書籍的手抄本並沒有絕跡，詞集的手工抄寫也依然存在，在某個時段或某些詞集手抄本還是主要的傳播手段。另外清代的公私藏書也很發達，帶動有關的書目、文集題跋也異常豐富。前者以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代表，而後者則見於清人諸多的藏書家、校書家所著錄的書目題跋。這些書目和題跋除了校勘和批評價值外，還可考知詞集的編刻、傳抄和遞藏情況，也是我們認識探討清代晏歐三家詞研究與傳承的不可忽略的一個側面。
從蘇軾到納蘭，悼亡詞已然形成一個較為成熟的文學傳統。這個傳統為嘉、道、咸時期的悼亡詞創作提供了範式借鑒和藝術底蘊，同時也為悼亡詞的藝術開拓設置了不小的難度。嘉、道、咸時期的詞人們有意將身世之感融入悼亡之中，又努力將詠物與悼亡相結合，並對以往的悼亡手法予以精細化的打磨和陌生化的呈現。他們還通過拓展悼亡詞的體制來提升其敘事功能，通過題圖與代言等形式來提升其社交功能。這些努力與嘗試有效拓展了悼亡詞的邊界，增加了悼亡詞的受容，進一步發揮出詞體「哀感頑豔」的情感特質。嘉、道、咸時期的悼亡詞創作折射出了清代詞人的創新意識與超越意識，並為後人考察這一時期的夫妻情感與士人心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承齡出守黔中十餘年，歷任貴西道員、貴州安順府和貴州按察使等職，政績突出，廣受百姓愛戴，後病卒於貴州任。他公務之餘亦筆耕不輟，所作《黔南集》收詩凡一百零五首，記錄其與黔州同僚劉書年、張鑒，鄉賢莫友芝、莫庭芝兄弟，後進黎兆勳、黎庶昌昆仲等人的交遊唱和活動。承齡與黔中文人的翰墨之緣，既源於其惜才愛才之心，又無形中促進了黔地文化圈的繁榮。
填詞圖是以表現詞人創作及其填詞情境爲主題的繪畫作品。畫面上的詞人形象主要源於詞人自我設定，填詞圖的蔚然成風同時受到高雅填詞環境、虛靜創作心態與藝術風尚的推波助瀾；預設的詞人形象在圖畫中得到展示，在自題之作中進一步闡發言明，在交遊題詠中獲得認可與揄揚，這也是詞人自我經典化的嘗試與實踐；題詠者按照詞人設定和畫圖內容對詞人形象進行吟詠、認同，感同身受及至自我投射，並在文學群體和社會時代背景下讚美詞人更爲廣闊的人生經歷和更爲高尚的文人氣節。在圖像與文學題詠中流轉的詞人形象，實則寄寓了諸多的現實況味，作爲言志的一種特殊方式，理想人生和現實文學發展等虛實因素相結合，藉填詞圖的風氣驅動，爲後人留下了清代以降詞人們的神氣面貌與精神嚮往，以及他們在文學與藝術庇蔭下苦心經營的退守天地。
「厚」是晚清詞學的一個重要範疇，在最初它主要是針對浙派創作的空滑和枯寂而提出來的，但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生成出「柔厚」、「溫厚」、「忠厚」等多種意義，從一個純粹表達上的要求變成為對作者、內容、表達等全局的要求，崇「厚」亦成為晚清常州派獨具特色的思想觀念。
文廷式與王鵬運的詞學交遊是清季詞壇的突出現象。通過唱和，二者將個人命運、家國隱憂及淑世抱負打併入詞中，使唱和詞具備了深沉的詞史内涵；又以稼軒詞爲宗尚，學習其韻調字法、篇章結構及意象安排等，使唱和詞兼具激揚雄厲和哀感頑豔兩方面的審美特徵，有力振起了詞壇上的「稼軒風」；同時又對詞壇現狀保持理性的認知，力尊詞體，在唱和中盡顯才情與個性。在清季詞壇，二者作爲詞界領袖，又「身繫政局之重」，其唱酬在「词场」上激發出相當的示範效應，從而凝聚同人，引領詞風新變和詞壇「中興」。
王國維詞學的形成發展，有其本然的時間序列，其中內含着詞學思想邏輯及其在互動關係中所構建的結構。至《人間詞話》定稿，王國維詞學思想結構的兩部分——哲學與詞學理論、文學史意識與詞史體系徹底構建完成。前者以「境界」說為根基與極則，攝定詞史意識和詞史體系的取裁；後者圍繞「境界」說而確立，是詞學理論在歷史中的實踐和展開。
張綖《詩餘圖譜》的編撰和刊刻是在嘉靖十五年（一五三六）前後約半年左右完成的，但其理論準備和文獻積累卻頗為長期而充分，《圖譜》的瑕疵與成就皆與此相關。全書所收詞調總數共計一百六十一調，詞作凡二百二十首，所收例詞有署名及可考補姓名者共計七十一人，選調多覆蓋金曲名調和常用詞調，也入選了少量孤僻之調。所選例詞涉及的詞學文獻既以《花間集》《草堂詩餘》兩種選本為主體，而唐宋詞人別集也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其譜學建樹與理論創獲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建構了一套體系相對完整而科學的詞譜編撰的概念術語；首創了較為簡明實用的詞譜圖示符號和詞調分類體例；提出和表現了一些影響深遠的詞學理論和觀念，如婉約與豪放「二體說」、辨調備體的製譜意識、守而不拘的格律觀念等。
《選聲集》既有承襲明代詞譜遺風之處，亦有開啟清代編訂詞譜風氣之功，在詞譜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形式上《選聲集》匯聚了按調編排、匯列詞調異名、標注平仄、詳列韻叶等諸多詞譜特徵，呈現出「譜選一體」的特殊形態，可以視爲清代第一部詞譜。《記紅集》是在《選聲集》的基礎上修訂擴編而成的，兩者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既有同中之異，亦有異中之同，也共同對繁榮清代詞學、促進清代詞學創作作出了貢獻。
賴以邠《填詞圖譜》是清初產生的一部詞譜類重要著作，一直以來與《填詞名解》《古今詞論》《詞韻》合名為《詞學全書》行世。《詞學全書》之通行本，一般認為源於清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武林鴻寶堂刊本，然有上海图书馆藏《詞學全書》另外三種版本在編次、序以及具相關細節方面與之有一定不同，於此呈現出《詞學全書》以及《填詞圖譜》豐富的歷史樣態。《填詞圖譜》以及《詞學全書》其他部分的撰者以及參與者的生卒行年歷來不清，茲通過《海寧查氏族譜》以及相關文獻資料進行考定，並釐清了撰者以及參與者之間的地緣、親緣關係。雖然《填詞圖譜》在四庫館臣以及萬樹《詞律》看來存在一些問題，但作為一部適量、適中的中型詞譜，具有不可忽視的歷史價值。
《詩餘協律》是清代中期一部頗具特色的詞譜，其便於初學的編纂宗旨、簡明精要的詞譜譜式、「清新俊逸」的選詞標準以及「自然」、「生趣」的詞學主張，使它在清代衆多詞譜中頗爲别具一格。在詞調選擇上，《詩餘協律》並不貪多炫繁，而是採取少而精的原則。在詞譜譜式上，《詩餘協律》沿襲了《詞律》簡明清朗的譜式原則，但又有所變通。此外《詩餘協律》還有一個極爲鮮明的特徵，即兼具「詞選」的性質，該譜以《草堂詩餘》爲主要選源，以「清新俊逸」爲選詞標準，入選者多爲晏殊、歐陽修、蘇東坡、秦觀、周邦彦、李清照等北宋詞家，這種選詞標準與當時的浙西詞派存在較大差異。
《唐宋詞格律》又名《唐宋詞定格》，「定格」是全書主體，更能突顯此書特色。全書以韻腳分類為框架，重在逐類推求詞調聲情；每一韻格內按定格作品字數多少排列詞調先後次序，每一調大致包含調名、題解、詞格、例詞、附注五項內容。題解大致包括淵源、流變、宮調、聲情、字句用韻及異同，也說明個別注意事項。詞格包含定格、別格、變格、格一、格二、格三等概念：定格注重常用和聲情諧會；變格重在整體用韻的平仄改變，也包含句豆用韻小有出入者；別格可併入變格；格一、格二、格三排列提示不同的詞格，部分能反映詞格的演進，又有與變格混淆者。例詞兼具詞選和詞格功能，重在分析聲情。附注或在詞格下，或在例詞下，說明詞格及例詞需要注意之處，內容與題解有混合之處。此書宗旨是使人欣賞時瞭解聲韻表情達意的妙用，創作時能避免聲情衝突，填出聲情相稱的詞作，同時又便初學。《唐宋詞格律》和《詞學十講》發展了早年的聲調之學，共同形成了系統的倚聲學理论，顯示了傳統詞譜之學的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