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謠集》精選唱詞三十首，錄得十三詞調。其中《天仙子》、《破陣子》、《浣沙溪》、《拋毬樂》、《魚歌子》五調與唐五代傳世作品互有同異，格律不盡一致。《鳳歸雲》、《傾盃樂》、《拜新月》三調，唐五代的傳詞僅見聲詩體，並非長短句的詞體。而《竹枝子》、《洞仙歌》二調亦不同於一般的唐宋調式，獨具自家面貌。此外《內家嬌》、《柳青娘》、《喜秋天》三調唐五代未見，只見於敦煌作品之中。敦煌曲子詞具有調式靈活，韻式流動，句式新變，活用襯字四項特點，當筵嘌唱，格律整齊而又富於變化。《云謠集》不但具備早期詞律的基本元素，更在詞體發展的軌道上顯出超前的地位，突破「詩客曲子詞」的局限，創新體製，表現靈巧。《云謠集》明顯地確立了詞體的概念，各調選錄兩首或四首作品，可供比較。一方面調有定格，格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律，顯出詞體的規範。一方面又能配合音樂的旋律節拍，使詞句產生相應的變化，多用領字和襯字，而句式亦流動多姿。其中小令八調，跟中原的詞調互有同異，別開生面；長調五調，更是大放異彩，構成架接唐宋詞之間的橋樑。柳永有《鳳歸雲》二首、《洞仙歌》三首、《傾盃樂》八首、《內家嬌》一首，都是過百字以上的慢詞長調，每首一體，不相重複；僅《拜新月》一調未見，同時亦未見於其他宋詞作者之中。本文勘律探韻，表現《云謠集》的韻律特點，澄清一些詞律概念。

《月令》記錄物候、《歲時記》記載節令的書寫方式，對時序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形成了大量四時組詞。其中十二月令組詞，體量較大、延續時間長久、詠唱內容模式化，顯得十分醒目。自唐迄清中葉，三十組十二月令組詞的書寫內容有兩種主要的亞類型：一種以月令節候、節俗活動為敘述物件；另一種以特定人群為書寫物件。物候與人事是唐宋詞人十二月令組詞書寫得最多的內容。元明清作品在內容上既繼承前人書寫慣習，又有新變，不斷細化、多元化。詞作者選取這些主題內容受唐宋典範作品、經濟生活的影響。此外，也因閨閣、漁人等主題本身具有話題性，而受歷代詞家關注。

南宋詞人葛立方詩文散佚頗多，《全宋文》雖力爲補苴，但遺漏難免。民國三十八年江陰上湖草堂刊本《葛氏宗譜》載有葛立方《右中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丹陽葛公墓志銘》、《晉封安人原配樊氏墓誌銘》、《送謙問侄登科歸金壇序》、《鯤海記》、《鳳巢記》等佚文五篇。文中所述，皆與葛立方本人事蹟及相關史實一一印合，屬葛立方所作可信無疑。佚文既可爲研究葛立方本人及其家族提供新資料，也可爲《全宋文》增補幾篇遺文。

《摸魚兒》（更能消）是辛詞傑作。此詞的波瀾，胎息自晁補之的《摸魚兒》（買陂塘），而其開創的「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一格，則在後世詞人那裏形成了不計其數的互文本。文本的遞衍見證也參與了《摸魚兒》（更能消）的經典化歷程。這一歷程同時還伴隨著對原文本的批評、闡釋。推崇者將此詞尊為「稼軒本色」，有意去矯正對辛詞的定勢性「誤判」，並進而形成獨特的出入於身世、家國的闡釋路徑。後起的闡釋，在具體本事、本志上有分歧，但認為確係寄託，則是各家所一致的。分歧保證了闡釋的活力、張力，一致則保證了闡釋的根基。這可能因為這些闡釋有潛在的共同源頭，但更可能暗藏了經典化的一個重要機制：被賦予獨特的意義，是來自「經典」的一種「召喚」。

康與之雖一度追隨秦檜，寫過諛頌詞，但其早歲與晚年都力主抗金，收復失地。其詞則竭盡筆力，拓寬題材，有懷古、詠物、閨思、交遊、時序之作，以豐厚的思想內容與優美的藝術特色，屹立於南渡詞壇。其詞哀感頑豔，溫婉旖旎，樂而不淫，無論是反映現實的深度，抑或是抒情力度，都堪稱道，不愧為「一代作手」。然因人品低下，在「人品即文品」的價值判斷中，浪得惡名，謂其詞「鄙褻之甚」、「滑稽惡搞」，細檢《順庵樂府》，純屬捕風捉影，於詞無徵。其詞能力避浮豔，追求詩之深刻表現，使詞反映現實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在詞的發展史上，有著重大意義。

文章從張炎詞集、詞論早期曾經合刊的視角，指出其詞是在詞學理論指導下自覺進行的規範樣本創作。最值得注意的是，張炎《詞源》推崇蘇軾，詞體創作也師法「以詩為詞」，取徑也如蘇詞以杜甫沈鬱頓挫為「骨」，以李白豪放飄逸為「氣」，形成宋詞中「骨氣奇高」的獨特風貌。這一理論與實踐的路徑，又推助了晚宋婉約詞風「以詩為詞」的集體轉型，使詞體再次成為家國忠愛重大主題的載體。

本文主要是對陳霆等五位詞人的生卒年進行考證，有的兼考其生平。其中陳霆的生卒年，學界已有考證成果，本文則利用新資料，作了新的探索。有的詞人如袁表，同一時代就有五位同姓名者，學界往往又將不同的人混爲一人，本文則作了厘清。

陳子龍是明末著名詞人，也對清代詞壇影響至巨。晚清民國學人對陳子龍詞史地位的定位，由「明末傑出」，到「開清詞中興」，並逐漸發現，陳子龍的詞與詞學思想是清詞中興的先導。陳子龍詞史地位的變化，使詞史書寫中清詞的起始點，由清代立國上推到明末陳子龍的時代。這一過程，也體現了晚近詞學專業化、現代化的走向。

張惠言《茗柯詞》稿本是一種重要的詞學文獻，其中明確記載了張惠言正式開始創作詞的時間，可藉以瞭解張惠言當時的心態，而他一開始從事創作，格調和水準就非常高，說明他有著充分的準備，不僅對整個詞學傳統瞭解甚深，而且意在以創作來表達自己的理念。他對張先、周邦彥和辛棄疾相關詞作的模擬，充分掌握了原作的精神，並賦予了他所提倡的「意內言外」、比興寄託之意。將張惠言詞的稿本和刻本加以對讀，並聯繫他的詞學思想，能夠對張惠言在詞學上的貢獻有著更為全面的認識。

《詞調萃雅》為清代學者禮思鵬編撰之詞譜，現存於臺北「國家圖書館」。因其以鈔本傳世，流布有限，不為學界所知。該書以《蘭皋明詞彙選》《清綺軒詞選》等清初詞選為基礎，按照制譜要求增刪改定，由選到譜的成書過程清晰明顯，譜選合一的典型特征十分突出。《詞調萃雅》的發現為清代詞譜研究提供了新的一手資料，有助於深化清代詞譜與清代詞選關係研究，同時對於考察清代詞譜發展演變有重要作用。

承齡是滿族貴族，晚清著名詞人，有《冰蠶詞》傳世。其民族身份、人生經歷和清代滿漢文化高度融合的大背景，共同鑄就了承齡詞中的文化認同書寫。從本民族文化認同和滿漢文化涵化的視角細讀承齡詞，發現承齡填詞雖然保留了滿族本民族的文化認同，但更主要的是對漢族文化的接受。承齡作詞注重對中國傳統詩學的詩法燈傳，其詞中有對儒家忠君愛國情懷的體認、道家隱逸思想的接納和進退兩難的痛苦抉擇，還展現了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民俗風情。滿漢文化涵化過程中，漢文化雖然強大，但承齡特定的滿族貴族官吏身份，使其詞中也存在著清朝轉型期滿族士人的文化心理書寫。承齡詞題材廣泛，沉鬱深幽，是滿漢文化涵化現象的典型書寫，尤其是對貴州少數民族文化的書寫，為清詞之少見，在清詞史上具有開拓創新的意義。

《人間詞話》以境界說著稱於世，與之相伴而行的實則還有要眇宜修、風人深致這兩種詞學批評模式。要眇宜修作為一種詞學批評概念已得到學界普遍認同，而風人深致被忽略。從王國維立說本意看，風人深致在《人間詞話》手稿構建時置於第一則，於初刊時易之以境界開篇，而風人深致被改置於第二十四則。對勘《人間詞話》手稿本、初刊本，可知王國維對於本初學說所作的調整。初刊本以「境界」為批評標準，以直觀直尋方式展現自然真切情感，指向哲思發覆與真義啟示。但風人深致作為一個說詞概念既能夠體現詞之形態，亦能夠體現詞之性質，實際已成為《人間詞話》中一種隱而不彰的詞學批評模式。從風人深致的意涵延伸、憂生憂世的人天體驗、善入善出的方法與途徑角度，考察風人深致在《人間詞話》中所起實際運用，對溯源王國維詞學本原具重要意義。

「忘言」是顧隨說詞自成系統的批評方法與理念，包括「作者自贊」、「字句之外」、「不計較/不代替」以及「無甚言說」等四種具體的方法，圍繞著「詞」作爲一種文體所獨具的煙水迷離的文學特質而展開。顧隨說詞的「知道」之「道」，即對文學境界的格外重視。顧先生提出的批評概念「高致」，注目於「學問涵養」；而詞中的「學問涵養」，並不假外求，又是稼軒本色與本分的「古樸謹實」，是「即性情，即學問」。東坡詞雖然凸顯「韻致」，但詞人的學問涵養與性情本色，最終使作品呈現出來的是「即自在，即本分」。高致與韻致，彼此共生，合力鑄就「光芒四照」又「渾融圓潤」的文學境界。作爲現代大學制度中「文學教育」的「詞學講授」，顧隨的說詞在今天是亟需繼承發揚之文學傳統與教育理念雙重性質的遺產。

萬雲駿是當代知名詞曲專家，他受學於吳梅，宗尚夢窗與彊村，但又不為傳統詞學所限，早年文章即體現出現代詞學的意識。一九四九年後，他從詞的藝術性出發，針對「婉約」、「豪放」二分法提出自己的認識，糾正時弊，並且為之後唐宋詞風格流派研究開拓了道路。對於詞的鑒賞，他既有針對具體篇章的精彩解讀，又注重鑒賞方法的傳授。另外，他對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既有所批評，又有所接受，體現了二十世紀傳統、現代詞學之間審美思想的交鋒。

作為來自異域的文體，詞在韓國文人文集中的文體屬性較為複雜。韓國文人將詞與文集中的「詩」、「樂府」、「歌詞」等混為一體，不同文人對詞的文體歸屬有著不同認定，其中將詞歸於「詩」者佔據絕大部分，另有歸入「樂府」、「詞」、「歌詞」等文類者。這體現了韓國文人始終未能明確詞體的畛域，也沒有形成如中國文體中獨立的「詞」體觀念。詞體畛域的模糊影響了韓國文人對詞體風格特質及體式的認識，不過這對考察詞體在韓國的發展和新變亦有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