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南宋詞人劉過的卒年，學界多以爲在開禧二年（一二〇六）。後來又有學者提出嘉定二年冬之說。實際上此二說皆不準確。通過對岳珂《桯史》關于劉過卒年的記載，可知劉過卒于岳珂鎮江任上未滿之時。考岳珂仕宦經歷，知其嘉泰四年(一二〇四）十二月初仕鎮江，開禧三年冬已經離任。以此推之，劉過卒年下限在開禧三年冬十二月。再據葉紹翁《四朝聞見錄》關于劉過使金事，以及蘇泂《往回臨安口號》、劉過《送王簡卿歸天台二首》繫年，知開禧三年春、夏、十二月初时劉過均尚在世。因此，劉過當卒于開禧三年冬十二月。

民國是傳統詞學向現代詞學轉型的過渡期，其特徵之一是填詞創作逐漸被詞學研究所取代。作為詞論的重要載體，詞話在內容與形式上的雙重變化，完整且富有代表性地體現出了這個此消彼長的過程。通過梳理民國詞話文本中創作論的離場過程，一方面可考察民國詞話中對于填詞功能的重新界定，以及對審美標準和學詞路徑的反思；另一方面可探尋近代詞學教育如何推動“填詞”從文本層面退出詞話，並分析從創作論轉向鑒賞論的民國詞話中透露的現代詞學萌芽。

朱祖謀向以清代之“詞學殿軍”聞名，填詞取徑夢窗，被譽為六百年來一人而已。他爲鍛煉詞心而轉益多師，繼承杜詩的詩史精神，借鑒常州派意內言外之說，以“小詞”書寫晚近波詭雲譎的時局，描繪了廣闊的社會畫卷，進一步拓展了詞的表現力；爲了彌補法乳夢窗易致的弊病，其後期填詞“蘇吳合一手”，以蘇疏吳，自成一家。夏承燾先生以“堅煉”評述彊村詞風格，彊村詞之特色雖非“堅煉”一語所能概括，但夏先生所論眼光敏銳，體認獨到，循此而論，會發現無論音律、字面、立意，還是詞境，彊村詞都體現出“堅煉”這一風格特徵。對于夏先生的這一論述，學界尚無關注與呼應，鑒于此，我們對之進行嘗試研究，以深化對彊村詞的多元體認。

由於主、客觀原因，研究淮海詞版本的學者們都不曾寓目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明正德間山東巡撫黃瓚刊鈔補長短句本”，故多持黃瓚本無長短句或下落不明之說。檢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明正德間山東巡撫黃瓚刊鈔補長短句本”，該本鈔補的長短句接近宋足本，只微有不同，故可推知黃瓚本即使是鈔補的部分，也必早于張本。因張“山東新刻不全”之語，後世得見黃瓚本的藏家與學者，皆認爲所謂的“不全”，是無序跋，又無長短句，惟丁丙大膽推測鈔補長短句與詩餘的版本“為儀真黃雪洲中丞瓚先刻于山東者”，丁氏之說，是可採信的。此外，不論該鈔補長短句版本是否爲黃瓚所刻，由於其早于張本刊出，那麼此本亦是考察淮海詞在明嘉靖之前的版本流變情況極爲重要的一個存在，值得重視。

《詩人主客圖》中“主”、“客”意識在清代中後期詞選中的呈現，是選家通過選陣佈置以體現詞學宗法來實現的，《宋四家詞選》、《宋七家詞選》從不同層面受到了《詩人主客圖》的影響。其在選陣佈置上的差異，決定了這兩部詞選在創作取徑上最終走向了殊途，表現為兩種不同的路徑。嗣後的《海綃說詞》與《宋詞舉》分別沿著這兩種不同的路徑，將逆溯、專師之法各自推演，推動了清季民初詞學的演進。可以說，在選本和創作這兩個方面，《宋四家詞選》、《宋七家詞選》在清季民初詞壇上都具有重要的典範功能與示範效應。雖然各自代表的兩條路徑之爭似乎比較激化，但兩者並非涇渭分明，實際上不乏重疊之處，這說明清季民初詞學的不同流派在通向專精之際，也不斷融合異質力量以實現自我完善，已然成為大勢所趨。

宋以後由于詞樂的散佚，詞體的音樂性能喪失。明代詞學家嘗試制訂詞譜，力圖重建詞體文學形式規範，但甚為粗疏，訛誤較多。清初詞學家萬樹的詞學觀念超越前代，已認識到詞體以詞從樂和以調定律的特徵；其《詞律》對詞體格律的考辨已達于謹嚴精密的程度，雖存在一些問題，但其學術水準迄今尚難臻至。《詞律》奠定了詞體格律規範，促進了詞學的復興，並予詞體以新的生命活力，應是現代詞體規範重建的基礎與借鑒。

從選本來看常州詞派唐宋詞統序的建構發展，可以窺得流派宗尚的傳承與變化。張惠言《詞選》確立了温庭筠的經典地位，而董士錫、董毅父子又對姜、張詞風重新審視，這體現流派建立之初的根基並不牢固。周濟確立了宋四家的經典地位，但仍對姜、張有所抑制，這體現常州詞派需要繼續發展光大的意圖。譚獻延續了周濟以周邦彦爲經典的統序，但以歷時的排列來建構詞選，顯示了包容的態度。陳廷焯以王沂孫爲典範，顯示了較大主觀性，但他對姜、張的重視，可以窺得浙派仍然在發展的事實。朱祖謀確立了吴文英的經典統序，掀起了“夢窗熱”，晚年他作了反思，兼學蘇軾，以求“以蘇疏吴”，顯現了他對自然天工的回歸。

宋代名李泳者至少有六人。其中有詞流傳的只有南宋乾淳年間的李泳（字子永）。李泳詩文俱擅，尤以詞名家。又與范成大、張孝祥、辛棄疾、韓元吉、趙蕃等名流交游，有一定影響力。著有《李氏花萼集》（與兄弟合刊）、《蘭澤野語》（筆記）等。惜作品多散佚，事迹不顯，且多與同時期同名李泳相混，致使當前李泳的生平研究出現訛誤。《全宋詩》、《全宋文》所收李泳詩文，也有可辨之處。

清代郭鞏編纂之《詩餘譜式》是成書於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的一部詞譜。因其流布不廣、影響式微，有清一代鮮有論及者。作爲一部刊刻晚於《詞律》又早於《欽定詞譜》的詞譜，《詩餘譜式》並未沿着萬樹《詞律》開闢的道路繼續前行，却以明代程明善的《嘯餘譜》爲宗，呈現出不同於《詞律》、《欽定詞譜》等“主調”之外的“低音”。《詩餘譜式》既是康熙年間詞譜演進過程中邁向未知的一次嘗試和探索，更有助於深化對明清詞譜發展史的全面認知和整體把握。

一九一五年，羅振常訂補《懷賢錄》，推定南宋詞人劉過卒於開禧二年，爲學界普遍接受。其後，二〇〇四年俞兆鵬撰文考證劉過有詩作於開禧三年，進而重新解讀相關史籍，認爲劉過卒於嘉定二年冬；二〇二三年謝安松提出新證，推斷劉過卒年爲開禧三年冬十二月。仔細考辨相關文獻，俞、謝二人考論或證據不足，或深文曲解，均難令人悅服。而對於羅振常推定劉過卒於開禧二年，目前依然缺少足以否定這一結論的證據，因此還當採信。

屈大均以詩文自負，不以詞名。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其刻《騷屑詞》成，當時六十歲。面對異族統治，文網森嚴，他一直都以“叛逆者”的身份隱匿四方。屈大均早期曾參與抗清及永曆朝廷、吳幕的工作，可惜皆以不遇而歸。後來回粵整理文獻，也寫下了很多巨著。屈大均《騷屑詞》成于晚歲，編次零亂，可能是為了逃避審查，隱藏著很多歷史的真相。屈大均詞中書寫的歷史事實、抗清故事、嶺南風土、文化家園復興、安身立命等，也可以說是另類的《廣東新語》。文章通過《騷屑詞》的版本、屈大均的志事和生活、《騷屑詞》的記史言志、《騷屑詞》的迷情世界、《騷屑詞》的嶺南物色以及《騷屑詞》的田園生活等六項，解釋作者的用心所在。

清代詠物詞的創作頗爲繁盛，乾嘉之際馮金伯參照《歷代詩餘》、《欽定國朝詩别裁集》、《欽定詞譜》的體例編選了《熙朝詠物雅詞》。馮氏不僅重視“擇調”，所選數量靠前的詞調基本反映了詞史的選擇，而且重視“擇題”，强調詠物詞題應符合“雅”的要求。入選詞人的詞作數量，則體現了馮氏對浙西詞派的大力標舉和對詞史脈絡的準確把握。這部詞選堪稱清代詠物詞的階段性回顧，折射出雅詞評判標準從强調表達到擇題與表達並重的歷史轉變。

蔣捷《竹山詞》具有獨特的詞學範式意義，對清代詞統建構以及後世詞學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以元明兩代為基礎，清代成爲蔣捷詞傳播接受的關鍵期。蔣捷不忘故國的遺民情懷、盡態極妍的詞學藝術以及冷淡秋香之美，引發不同詞派詞人强烈的心靈共鳴。除去次韻唱和蔣捷詞，詞人還將其諸多詞律詞體樹爲填詞範式，甚或出現褒貶不一的點評情形。作為理論探討，陳衍提出了晚清前後詞壇對于詞人吳文英、蔣捷的廣泛接受風尚，彰顯宋末蔣捷轉移一代風會的詞學實績，“家夢窗而戶竹山”成爲這一詞學影響的經典凝練，與清初以來的“家白石而戶玉田”、“家白石而戶梅溪”鼎足而立，共同展示出多維複雜的動態接受景象。

周邦彥元符三年至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〇—一一〇一）曾至睦州，所任之職應爲州通判。《一寸金·新定作》應作于建中靖國元年早春游嚴子陵釣台之後，詞抒發倦宦思歸及向慕隱逸的心理，但他在睦州並未真正沉湎陶然于漁釣之樂，而是依然躬盡職事，保持積極姿態。

二言句之入律，始于大歷詩人創作的《調笑》。四種句式的全面出現，則有待于白居易等人的寶塔詩寫作。有關詞中二言句用律的研究，近代以前，多隨譜注明，存在錯訛，近代以來，雖稍有提煉，但往往失之簡單，間有疏漏。據不完全統計，存在二言句的詞調，約有《如夢令》《南鄉子》《滿庭芳》《沁園春》等三十七種。其中，所用平仄，共有兩類四式：一爲仄脚的“平仄”“仄仄”，一爲平脚的“平平”“仄平”。四種中，以“平仄”“平平”居多，“仄仄”頗爲稀有，“仄平”最少，具體到各個詞調，又有四種情形。《定風波》《喜遷鶯》《滿庭芳》《木蘭花慢》的二言句平仄，古今詞譜所注多有未當，經考，前兩種宜注爲“平仄”，後兩種宜注爲“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