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宋至明，知識性詞作自注數量有限，陳師道、劉克莊及卓人月是其間值得關注的作家。詞學史上首次大規模出現知識性自注的詞集是朱彝尊的《茶煙閣體物集》，這與朱彝尊康熙十八年以後的治學經歷密不可分。浙派後繼群起效法，用數百首詞作及自注的創作實績使詠物詞與知識性自注結合的寫作模式成為「標準」。但是在知識上的「徵實」卻導致了在體物上的「鑿空」，固化的模式需要被賦予新的生命力。焦循賦予了這一模式以考辨性的學術價值，況周頤則在其中探索了知識性自注的情感表達空間。

宋詞中的拗句按使用目的可分為俚俗與清雅兩種。前者為音樂文學特點，後者為詞體雅化、徒詩化的標誌。隨著時代發展，前者自然消亡，而後者日益增加，並在詞牌中固定下來。蘇軾對在填詞時使用拗句有著特殊的興趣，進行過多種嘗試，在宋詞拗調的固定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宋詞中的拗句適於表現激越的聲情，有利於吸收古體詩與古文的表達特點。宋詞使用拗句，有著接續前代文學經典的動機，是以詩為詞、以文為詞的一種表現。宋代詞牌吸納拗句，並加以固化和規範，整合了多種文體的優點，豐富了詞牌的聲情，催生了多首經典之作，促進了南宋清雅詞風的形成。

賀方回詞集的版本，分《東山詞》和《賀方回詞》兩大系統，而《東山詞》系統皆出自宋刻殘本《東山詞》卷上。歷來學者對此系統的版本源流論述並不清晰。至明末，又有毛氏汲古閣未刻詞本《東山詞》及其所衍生的諸本流傳。而清代乾嘉時期的星鳳閣鈔本《東山詞》乃探索賀氏《東山詞》版本源流的關鍵線索。此外，通過梳理《東山詞》的版本問題，我們發現了賀方回名諱或不作「鑄」，而作「」。

詞是拒絕醜的，而辛詞卻使醜「大踏步出來」，這不僅見出辛詞尚奇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以醜對比美或襯托美，使美醜更顯明；辛詞又用强力征服醜，使之轉換爲美；再次在美醜對比中，表示對上層的批判或憎惡與鄙夷；又把日常與人生不足的「醜」轉化出美來，顯示豪爽的個性與昂揚的精神。

白石詞的審美觀照根據對象與方式的差異可劃分為三重維度。首先是對於靜態世界，詞人以略帶距離的間隔式形態進行感知，他將色彩作為人與物的溝通介質來摹寫，以冷覺觸感渲染心象與物象間距之遠，這些筆觸皆似與人有隔。其次是在面對時刻變幻的外部環境時，白石以客體化觀望的方式對時空遷移進行審美建構，客寓意識集中體現於地理及心靈意義上的空間層面，以及時間層面上因心理錯位而似客寓於今的無奈立場。其三是就主體自性而言，詞人時或以局外身份對自我加以審視，當事者姿態與旁觀者視角的割裂、抒情力度與冷靜筆觸的碰撞，促進了詞作藝術張力感的建構。這三重維度總體而言都帶有遠距離與陌生化傾向，皆有裨於白石詞清空疏宕、空靈雅致之審美效果的完善。

二十世紀以來，圍繞王沂孫生平軌跡、入元出仕等問題，學界漸有一定共識。然胡雲翼、胡適二先生則徑目之為「失節詞人」，一時毀譽參半，褒貶難平。王沂孫以宋遺民自居，篤尚氣節，實未嘗負師友期許。又因碧山詞寄託深婉，章法縝密，堪與夢窗、清真頡頏。清人論詞法者，遂有「問塗碧山」之說。一代詞宗唐圭璋先生在論及宋季詞人時，亦稱許碧山與草窗、玉田三人為「詞壇翹楚者」，足見其詞藝成就。茲在前人考證基礎上，並藉助官方文檔以及王沂孫與友人周密、張炎之間交往資料，考稽真相，以王沂孫生卒年时间：約生於（一二三二—一二四八）年之間，卒於（一三〇六—一三二一）年之間視之，享年七十餘歲。宋亡之後，江南遺民多以出任學正糊口為生。王沂孫亦未倖免，時間当以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出仕慶元路學正為是；約三年後，旋又隱居，直至亡歿。詞人在悔恨出仕與懷念故國的痛苦心境裏，走完了人生最後一程。

劉壎是宋末元初的詩文名家，不以詞作見稱。劉壎詞今存三十首，最早見於清康熙時劉凝所編十一卷本《水雲村吟稿箋注》；道光十年，劉斯嵋愛餘堂重刻《水雲村吟稿箋注》十二卷。民國初期，朱孝臧《彊村叢書》本《水雲村詩餘》實即《水雲村吟稿箋注》卷一二「詩餘」之單行別出，此後《全宋詞·劉壎詞》又以《彊村叢書》本為底本編錄。然而《彊村叢書》本《水雲村詩餘》和《全宋詞·劉壎詞》在校刊過程中皆有不遵從底本的文字改動情況，今天閱讀、利用時當予特別注意。

張炎《詞源》關於「意趣」有三則論述，不同版本中表達稍有差異，尤其是「意趣」篇首句差異最大，主要在「詞以意為主」或「詞以意趣為主」之間徘徊。雖然宋本已佚，無法考證張炎的本意是哪一種。但從詞的發展角度看，「詞以意為主」與「文以意為主」、「詩以意為主」一脈相承，符合中國文論的表達特點。若從對詞人的胸襟嗜好和作品的句法要求看，《娛園叢刻》等版本中「詞以意趣為主」的說法也同樣具有合理性，既體現了兩宋作詞新的審美標準，似乎也更符合張炎詞論的原本主張。

對故國及其故國生活的回憶是宋金遺民詞的重要內容，詞人的故國記憶不僅是個人經歷和情感體驗的記錄，也凝聚著他們以詞存志、以詞存史的深遠用心。在經歷了個人記憶的泛化、集體記憶的文學化以及文學交往行為的強化之後，宋金遺民的個人記憶以詞為文學載體進入到文化心理層面，成為文化記憶。從文學的角度，一方面，遺民心態與歷史意識的融合，突破了個人表達的局限性，承載著個體面對時間和命運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詞人對元宵節序的「紀念碑化」又彌補了個人記憶同化帶來的扁平化傾向，而群體性唱和與雅集也不斷給予這些記憶以活化可能，從而以鮮明活躍的文學性構成了宋金遺民詞的審美價值。

晚明詞人魏浣初的生卒年，近年來的出版物雖有揭示，但不够準確。本文通過黎遂球代葛徵奇所作的祭文，確定魏浣初卒於崇禎十一年，并對方志中所記魏浣初在崇禎十一年後的活動情况，在史源上一一作了辨析，説明這些記載均不可靠，從而維護魏浣初卒於崇禎十一年的考證結果。對魏浣初的生平經歷，結合其存世的兩種文集，作了較爲詳細的梳理。

吳藻的家世和生平都有不少疑團需要釐清。其生年聚訟紛紜，今人多根據陸萼庭的推斷，認為在清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今據金繩武、魏謙升等人的材料，可將吳藻的生年確定在嘉慶二年（一七九七）五月前。卒年則據張應昌兩首詞的長題，進一步確證了陸萼庭的推測。梁紹壬「蘋香父夫俱業賈，兩家無一讀書者」的說法，《（民國）黟縣四志》中適許振清的記載，皆不可靠。根據一些新材料，其中年移家南湖奉道和晚年重回文壇與沈善寶、魏謙升等人賦詩填詞度曲等活動也得以再現。經過詳細的版本調查，發現了多種前人未曾留意的刻本和抄本，並對之進行考訂，梳理清版本的源流和各本之間的關係，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地認識吳藻的創作。

咸同詞壇，詞人以詞爲史，以詞言志，發爲悲慨之音。浙派詞風依然高漲，然在戰爭的歷史背景中，常派的詞學理念漸爲詞壇所普遍接受並予以實踐，由浙入常乃至浙常融通成爲時代的一大趨勢。就咸同詞人而言，其審美情趣體現爲對「既清且厚」或者說「意趣」的追求。這也導致他們在反映戰爭時，往往曲筆填詞，寄託感慨，情事隱晦。值得注意的是，咸同時期，浙派詞人輩出，傑作頻仍，然其詞學主張卻漸趨衰落，其師說統序卻獲得詞壇的共同體認。而常派卻呈現了「師說雖具，統系未明」的狀態。尤其是常派的清代統序，譚獻等常派詞人尚未廓清。

詞選《雲韶集》與詞話《詞壇叢話》是陳廷焯前期詞學的主要載體。與後期論詞推重「風騷之旨」不同，前期的陳廷焯對「風」、「騷」的理論定位存在差異，其分别以「風人之旨」與「楚騷之遺」評詞，二者各自獨立，各成體系。「風人之旨」側重以儒家詩教原則規範詞體，將詞納入「温厚和平」的雅正軌道；「楚騷之遺」傾向於在文學審美層面建立楚辭與詞的互通，重視楚辭在詞采、詞風等方面對詞的影響。至後期，陳廷焯對楚辭詞學意義的認知發生了由「貌」到「骨」的轉變，楚辭遂回歸並重塑詩教傳統，「風人之旨」與「楚騷之遺」也凝鑄爲「風騷之旨」。辨析「風」、「騷」之離合，對把握陳氏詞學由前期向後期演進的動態進程，觀照其「沉鬱」詞説由萌芽到成熟的建構路徑，具有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

我認為我一生學術最得力處在於利用一系列西方理論闡釋小詞的美感特質。這種特質已被前代大量作家和學者感知，如王國維的「境界」說，張惠言的「比興寄託」說都試圖解釋這種特質，但是都沒有闡釋清楚。由於小詞是用男性的視角來寫女性和愛情，男性常常藉助棄婦意象來表達自己政治上的失意，所以具有「雙性人格」。一首優秀詞作微妙之處常常在於以文本為中心具有一種潛能，具備巨大的闡釋空間。

文化八年（一八一一）刊行的《增續陸放翁詩選》是由詩僧六如與村賴栲亭合編的。該選卷七收錄陸游詞十九首為栲亭所增補，皆施加訓點，據此可知當時日本人是如何讀詞的。這十九首詞是日本人對陸游詞進行篩選的結果，可視為日本最早的詞選。詞十九首大多數都是「飄逸高妙者」，反映了村瀨栲亭的人生感悟與個人喜好。栲亭對詞的認知雖然不能與其門生田能村竹田相比，但他對詞也是相當瞭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