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宋詞的發展研究方面，學界習慣把由蘇軾發展而來的辛棄疾，都看作“豪放派”。進而論其有何區別與不同，却人言言殊。我們認為蘇詞曠達而辛詞豪邁，蘇舒緩自在而辛則繃得很緊，蘇自然流走而辛頓挫跌宕，兩家具有顯明區別，屬於時代變換使然也。
周邦彥《六醜》詞調，以《詞律》《詞譜》為代表的詞譜著作，或將下片第三韻斷作上五下三式八字折腰一句，或斷作五字一句、三字一句，實皆錯誤。斷句是理解詞作的一個基本前提。我們要把唐宋詞作斷句斷好，最主要還是要遵循詞調依聲填詞的基本規則，就是按韻拍、句拍斷句，而不是人爲地從文意點斷。認真總結唐宋詞人的創作，詳察前人詞譜的優劣，實在尚有很多的工作可做。
《豐樂樓》爲吳文英最早的《鶯啼序》詞，關於其是否可以稱調、又如何辨體的問題，清代各主要大型詞譜意見不一。通過還原《豐樂樓》詞的傳播歷史，可以發現，“豐樂樓”本為夢窗“天吴駕雲閬海”一詞的題名，其經過宋代題壁、明代詞集，以及清代几部大型詞譜的傳播，逐漸由詞題變爲詞調。《欽定詞譜》將其視為《鶯啼序》別名，從同調異名的角度看，比較合理。但《豐樂樓》有其自身突出的創作背景與體式特點，《詞鵠》將其視作《鶯啼序》調中之一體則更加合適。
從選本來看常州詞派唐宋詞統序的建構發展，可以窺得流派宗尚的傳承與變化。張惠言《詞選》確立了温庭筠的經典地位，而董士錫、董毅父子又對姜、張詞風重新審視，這體現流派建立之初的根基並不牢固。周濟確立了宋四家的經典地位，但仍對姜、張有所抑制，這體現常州詞派需要繼續發展光大的意圖。譚獻延續了周濟以周邦彦爲經典的統序，但以歷時的排列來建構詞選，顯示了包容的態度。陳廷焯以王沂孫爲典範，顯示了較大主觀性，但他對姜、張的重視，可以窺得浙派仍然在發展的事實。朱祖謀確立了吴文英的經典統序，掀起了“夢窗熱”，晚年他作了反思，兼學蘇軾，以求“以蘇疏吴”，顯現了他對自然天工的回歸。
詞至清代乃稱“中興”，女性題畫詞的勃然興起，亦是詞體復興的重要表徵。清代女性題畫詞發軔於明清之際，鼎盛於乾嘉之時，式微於道咸之後，幾乎與整個清王朝相始終，在中國文學史乃至繪畫史上引人注目。作為抒情文體之一種，清代女性題畫詞具有濃郁的抒情色彩，詞作或表達林泉之樂，或體現身世之悲，或抒發易代之痛。作為繪畫的組成部分，清代女性題畫詞與繪畫在語圖關係上變得比較緊密：一是畫面空間決定了題畫詞的形式、位置；二是繪畫風格引導了題畫詞的題材選擇；三是應酬、唱和機制淡化了題畫詞的批評深度。深入考察有清一代的女性題畫詞，不僅有助於梳理清代詞學與繪畫生態的譜系，而且對於認識古代題畫詞的興衰史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呂鳳《棄愁詞》鈔本約產生於一九二八年前後，以“感事”作為揀選詞作的重要標準之一。其中寫法較爲直露的作品未見於一九三六年刊行的刻本《清聲閣詩餘》，但刻本前三卷的編年性質，仍然爲讀者保留了解讀“詞史”作品的線索。刻本後三卷中的《和小山詞》主要創作於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其中具有“感事”意義的詞作取得了較高藝術成就。
張叔儔是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廣州、香港詞壇的名家，與黎國廉唱和最多，次爲廖恩燾、劉景堂、詹安泰、鄭水心等。可惜詞稿散佚，僅據文獻輯錄《張叔儔詞輯稿》，約得六十三闋。張叔儔的生平記載簡略。其父張德瀛，乃清末詞壇名家，詞學淵源深厚。張叔儔早年嘗任胡漢民秘書，奔走南北。一九四八年崛起於廣州詞壇，作品多見《嶺雅》。來港後參與堅社、碩果社、風社等雅集活動，以詞與書畫名家。一九六三年返回廣州，消息渺然。張叔儔詞主要發表於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四年，只有短短七年，就像彗星劃過穗港的夜空，很快又消失了。本文考察張叔儔的生平事蹟及若干作品，謂之初探。
宋代名李泳者至少有六人。其中有詞流傳的只有南宋乾淳年間的李泳（字子永）。李泳詩文俱擅，尤以詞名家。又與范成大、張孝祥、辛棄疾、韓元吉、趙蕃等名流交游，有一定影響力。著有《李氏花萼集》（與兄弟合刊）、《蘭澤野語》（筆記）等。惜作品多散佚，事迹不顯，且多與同時期同名李泳相混，致使當前李泳的生平研究出現訛誤。《全宋詩》、《全宋文》所收李泳詩文，也有可辨之處。
一九一五年，羅振常訂補《懷賢錄》，推定南宋詞人劉過卒於開禧二年，爲學界普遍接受。其後，二〇〇四年俞兆鵬撰文考證劉過有詩作於開禧三年，進而重新解讀相關史籍，認爲劉過卒於嘉定二年冬；二〇二三年謝安松提出新證，推斷劉過卒年爲開禧三年冬十二月。仔細考辨相關文獻，俞、謝二人考論或證據不足，或深文曲解，均難令人悅服。而對於羅振常推定劉過卒於開禧二年，目前依然缺少足以否定這一結論的證據，因此還當採信。
由於主、客觀原因，研究淮海詞版本的學者們都不曾寓目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明正德間山東巡撫黃瓚刊鈔補長短句本”，故多持黃瓚本無長短句或下落不明之說。檢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明正德間山東巡撫黃瓚刊鈔補長短句本”，該本鈔補的長短句接近宋足本，只微有不同，故可推知黃瓚本即使是鈔補的部分，也必早于張本。因張“山東新刻不全”之語，後世得見黃瓚本的藏家與學者，皆認爲所謂的“不全”，是無序跋，又無長短句，惟丁丙大膽推測鈔補長短句與詩餘的版本“為儀真黃雪洲中丞瓚先刻于山東者”，丁氏之說，是可採信的。此外，不論該鈔補長短句版本是否爲黃瓚所刻，由於其早于張本刊出，那麼此本亦是考察淮海詞在明嘉靖之前的版本流變情況極爲重要的一個存在，值得重視。
清代郭鞏編纂之《詩餘譜式》是成書於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的一部詞譜。因其流布不廣、影響式微，有清一代鮮有論及者。作爲一部刊刻晚於《詞律》又早於《欽定詞譜》的詞譜，《詩餘譜式》並未沿着萬樹《詞律》開闢的道路繼續前行，却以明代程明善的《嘯餘譜》爲宗，呈現出不同於《詞律》、《欽定詞譜》等“主調”之外的“低音”。《詩餘譜式》既是康熙年間詞譜演進過程中邁向未知的一次嘗試和探索，更有助於深化對明清詞譜發展史的全面認知和整體把握。
